家庭服务业女性人力资源研究综述

2019-10-08 15:41 | 作者:超超 |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服务劳动力社会化,家庭服务业在中国蓬勃发展,已成为一个为民生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忽视了新的力量。

家庭服务业女性人力资源研究综述

在这个行业中,女性是主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亮和徐安琪对650名上海家庭服务员进行了调查,发现女性占绝大多数,仅有3名男性。王先智还调查了上海的200名家庭服务工作者,发现女性占98.5%。袁健对成都家庭服务业服务员的性别构成进行了调查,发现女性占94.34%,女性在行业中更受欢迎。作者对486名菏泽市家庭服务员的调查显示,只有6名男性家庭服务员,其余为女性。因此,本课题对家庭服务业女性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意义。

RayJureidini在《IntheshadowsoffamilylifetowardahistoryofdomesticserviceinLebanon》的研究发现,黎巴嫩不同时期的女工是根据方便的条件和宗教和政治环境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贫困农村地区招募来的。 1975年内战爆发后,他们主要来自非阿拉伯人。跨国工人,前者是资金关系,后者是契约关系。刘武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家庭女佣人之身份研究》发现当时的家庭女佣被困在城乡之间的尴尬境地。他们处于“看不见的”世界,是一群“失语症”,社会很少关注他们。宋延平的《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家庭女佣的社会境遇》指出,当时的家庭女佣遭受了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长时间工作,高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他们往往是男性暴力暴力的目标,但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

在实际研究方面,菲律宾的“菲律宾女佣”比较成功,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劳务代理公司,技能培训学校和资格中心组成的相对成熟的系统。菲律宾仆人在出国前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岗前培训,主要是技能培训和语言文化培训。其中,在技能学校接受216小时的技能培训是合格菲律宾女佣的“硬条”。培训结束后,还在当地的外国家庭进行实习,并由雇主发布评估报告。

夏坤的《晚期广州女佣研究》指出,女仆班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职业阶层。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历史演变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陆德阳和王乃宁《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认为,由于社会中“推”和“拉”的作用,女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大量生产。所谓推动是指现代中国社会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作为女佣流入城市。所谓拉动是指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女佣的需求增加。该研究还认为,现代女仆的基本特征是“奴役”的退却和“服务”的突出。他们不同于历史上的女佣和新社会的保姆。康菲石油公司《浅谈中国近代女佣》发现,这些女佣主要是农村妇女,失业女工和家庭中的女性,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低,不情愿。

家庭服务业女性人力资源研究综述

成淑君的《近代天津女佣介绍初探》从创办背景、创办方式、日常经营管理等方面,对近代天津的女佣介绍所——女店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认为女店在为女佣介绍工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时的职介服务体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张亮、徐安琪的《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及社会支持——以上海家政服务为例》,通过对650个上海家政服务员和家政用户以及100个家政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家政服务员都是女性,并提出了健全法律和社会支持系统、建立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多层系培训、重视社区和妇联的作用等建议。马海伟等的《女性农民工“错位”心理的原因及出路调查——以北京家政服务为例》,指出了家政服务业女性农民工心理状况存在诸多问题,提出了加大对女性家政服务群体的心理研究。陈卓的《家政女工依法维权的经验研究——以11位在京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村女性为例》指出,农村外来家政女工尚处于非正规就业的尴尬地位,应加强对农村家政女性维权的研究。

王先芝的《上海市家政服务人员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家政服务员以女性居多,而且年纪轻、学历高、性格偏中性、综合素质较高、来源于江浙沪的女性较受上海地区家庭用户的欢迎,并提出了“员工制”的家政企业运营模式。姜夏烨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家政服务女性研究——以南京三个社区服务机构为例》认为,一些社区组织的出现,新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她们的权能,“单位人”的身份为她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身份的归属感,而且也使她们在维权上能够“去弱势化”,因为组织化是增加个体权能的一个重途径。

三、小结

纵观以上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研究对象上,大都把家庭服务业女性定位于弱势群体;在研究内容上,也大都能够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但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做得不够,没有对接社会需和市场需求,提出相匹配的家庭服务业女性人才培养模式,在如何改善家庭服务业女性的处境方面没有提出前瞻性的解决途径,存在着挖掘不够、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为什么古今中外的家庭服务业女性群体几乎面临同样的境遇,大都处于弱势地位?时间为什么没有在她们身上留下改变的痕迹?第二,我们能否在菲律宾成功的“菲佣”模式,中借鉴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第三,面对目前我国家庭服务业女性群体大都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的现状,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一批年纪轻、学历高、综合素质高的家庭服务业女性从业人员?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可以对现代家庭服务业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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